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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域环境看云南佛教的殊胜国际地位 [杨全]
     
    [ 作者: 杨全   来自:凤凰佛教   已阅:1929   时间:2015-9-5   录入:yangsihan

     

    2015年9月5日 佛学研究网

        一、云南自然地域环境与多种文化共生互动的渊源概述

      云南有着独特地域环境,如地处北回归线地域,属北温带区域,其独特与丰富多彩的地域地貌,各种海拔、各种山川河谷,热带、亚热带、温带甚至冰川严寒地带等等气候条件及自然环境可说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正因为具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气候条件及地域物候条件,才成就了云南当之无愧的动植物王国的美誉,也形成了全国最多的原生民族种数。在4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动植物种类的繁多堪称世界第一。

      云南的自然环境十分复杂。云南山区面积占90%以上,只有6%左右的平地,而且这些平地都不像四川或中原那样有范围广阔的区域,而是星星点点散落在群山中的盆地,形成孤立分散的山间坝子。云南1400多个坝子,总面积不过24000平方千米,平均每个坝子仅有17平方千米,这些坝子是云南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它们零碎分散,给在这里生活的民族和人民文化的聚集、交融和定向沉淀造成了阻碍。与坝子分布的零碎分散相一致,云南文化也表现出相互隔绝的小国寡民的地方特色。云南人口的分布较多地集中在坝区,以坝子为核心,并以坝子边缘山区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云南原生民族的分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不像北方民族那样单一,民族大多是大面积平面分布,而云南的原生民族大多呈多民族立体交叉分布态势,在大部分的坝子中都分布着数种甚至十多种民族。由于山峦阻隔,地形复杂,古代交通十分不便,各个坝子的相互往来受到极大的限制,以坝子为生活中心的人们,就容易形成一种内向的封闭性格,从而使较大规模和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聚集或定向沉淀十分不易。形成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奇观,比如出现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虽然同一民族,只因为分布在不同区域,他们至今仍然保持着彼此文化上的极大差异。以彝族为例,彝族是云南最大的少数民族,分布范围较广,遍布滇中、滇东、滇南乃至滇西的部分地区,其支系也十分繁多,仅自称、他称就有一百多种,各地彝族的语言、习俗、服饰等存在较大的差别。再有,云南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也很复杂。仅语言一项,就足可见出云南文化的丰富多彩。比如云南有“隔山不同语,隔村不同音”的语言学奇观。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云南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也很复杂。云南民族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大类。汉藏语系除汉语外,还包括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三大语族。各个语族之下又包括若干语支,如藏缅语族包括了藏、彝、缅语支等等。至于南亚语系,则包括了属于孟高棉语族的佤、德昂和布朗语。仅语言一项,足可见云南文化的多姿多彩。

      与周边的地域环境相比,云南的山川河流走向及分布十分特殊,为独特的南北向走势。而周边地域的山川河流走向及分布均为东西向走势。所以云南西北的山脉有横断山之称。

      另外,由于地形、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差异非常显著,云南的经济形态也十分多样,这里有高原湖围和平坝农耕、山区半山区的半农半牧、高山游耕、河谷的稻作农业,还有以采集渔猎与刀耕火种相结合的原始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这些不同的经济形态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模式、家庭组织、社会结构、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等各个方面无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云南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形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和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后,地理环境就已成为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机体构成的成分,成为融冶文化的重要互动因素。

      上述的这些重要地域环境条件及特色,形成了云南多种文化在起源、传播、交汇、融合的如下特点:

      a、古时云南交通极为不便,其道之难,远胜蜀道。造成有利与不利两方面。

      有利方面:地域的边远封闭及交通阻隔,少受其它外来文化的侵染,包括佛文化在内的诸多文化得以长期保留着本土原生态及原始生发状态,为从事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文化的生成渊源及流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化活化石宝藏;不利的方面,造成文化交流的贫乏,吸收外来文化及其它优秀文化营养及优秀因子的不足。

      b、云南是佛教传播地域的中心区域,堪称是佛教的世界性传播在地域上的心脏之地。云南西面比邻佛教的发祥地—尼泊尔、印度,并与藏传佛教的本土—西藏相邻;南面与南传佛教的大本营--东南亚接壤,东面和北面与汉传佛教的大本营—中华大地紧密相连。这种地域特征与优势正是佛教三大语系教派得以交汇,融合的地域渊源。

      c、云南大多数地方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因而物产丰富且很少有连年水旱之大灾。过去云南人口密度小,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比较大,在很多地方,人们在一年之中往往只需花几个月的时间从事耕作,就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但是由于云南气候温和宜人,物产丰富,是动植物的王国,堪称是最适合人类以自然原始方式生存的地方,这种风土使得古代生活在滇云大地的人民具有一种淳朴、俭约、温和、散漫、闲适的气质。正如滇云的气候一样,没有明显的季节之分,他们也不喜欢过分强烈的情绪,而习惯于平稳、没有冲突的生活。他们安贫知足,乐天知命,与世无争,恬淡寡欲。他们讲求实际而缺乏开放的热情。这种风土人情使得滇云文化的内在精神或气质,具有明显的务实入世的世俗性和封闭特征,并使滇云文化表现出敦厚、古朴、自然的乡土文化气息。也正是这一重要的特点,暗合了佛教对修行者生存方式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三大语系佛教的修行者都会选中到云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地域关系看,云南文化处于汉文化西南的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海洋文化即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及其水系将滇西与青藏高原连为一体;金沙江及其支流则沟通了古代云南与四川盆地以及中原内地的联系;南盘江——珠江水系以及元江——红河水系又把滇东、滇南和岭南(两广地区)、安南(越南北部)连接起来;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等则沟通了云南与东南亚的交往。所以说,云南自古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云南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甚多,但始终不能像黄河流域那样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和完整的发展脉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云南的文化类型太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甘青文化以及东南沿海文化在这里都可以见到。青铜时代的“滇”文化,其基调虽属于东南海洋文化,但同时又具有大量北方斯基泰文化的因素。汉代以后,汉文化的浸润与植入、藏民的南下、小乘佛教的东来以及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更使得滇云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特征。

      二、云南佛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由于地缘的原因,佛教应该很早就传入云南。从南诏文化中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影响,而且传入途径并非仅南亚、东南亚一个渠道,还有中原内地和青藏高原吐蕃的影响。

      “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大乘佛教显宗即由中土传入云南,其时代要早于九世纪初传入云南的密宗阿吒力教。”

      1、 云南的巴利语系及梵文经典系佛教传入

      公元前240年左右阿育王派弟子须那、乌多罗二长老到与云南比邻的金地(今缅泰中南部)及“润国”(今西双版纳)传播佛教。这应当是南传原始佛教在云南的首次传入。从而形成了佛教的南传系统。

      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区,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及部分佤族信奉。

      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德宏与西双版纳长期传播中与傣族的本土宗教相互冲突、相互交融。南传上座部佛教取得统治地位后,对傣族的本土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傣族的保护神“迪布喇”依然受到崇奉。在佛寺附近建造祭祀迪布喇的神龛,山神、水神、勐神、寨神、社神、猎神、祖先神等本土神灵融合在南传上座部佛教里,受到人们共同的顶礼膜拜。南传上部座佛教僧侣也充当本土宗教的祭司为人们主持丧葬仪式,给人们占卜禳灾,超度亡灵,给鬼魂引路等。在做法事时也运用佛教的一些法器、方法和经文。德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还与汉语经典系佛教相交融,接纳观音菩萨、弥勒佛等神灵,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中供奉观音菩萨、弥勒等汉地佛教的神圣。

      此外,梵文经典系佛教约在公元9世纪也从印度传入云南。万历《云南通志》卷13载:“赞陀崛哆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来,为蒙氏崇信。”保和为蒙氏丰佑年号,为公元839年。赞陀崛哆所传为梵文经典的“阿吒力教派”,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译音,见于云南文献有译作阿遮梨耶、阿遮利夜、阿遮梨、阿左利、阿吒利、阿左梨等。其义为“轨范师”(规范师),就是以规则仪范,依法教授子弟,是弟子的规则师范。

      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多渠道的传入中国,经过长期传播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不同,加之传播地的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中国佛教形成汉文经典系佛教、藏文经典系佛教、巴利文经典系佛教三大体系。云南的佛教不仅有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部派,在历史上还有过梵文经典系佛教,是中国惟一佛教三大教派汇集并存的省份,是三大教派的边缘与交融之地。

      阿吒力教派属于佛教的密宗。但佛教经典多以梵文传颂。在长期传承中与洱海地区的本土宗教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与当地的巫术相结合成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佛教教派。阿吒力教派还注重儒家学说,研习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思想。开始用梵文传播,后来就用汉文传播。

      相传阿吒力僧之行业,大都有神异之术。他们精研内典,密操苦行,通晓梵经,神力广大,能降龙制水、役使鬼神,呼风唤雨、禳灾祈福等。明代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二月巡按云南御使陈天祥上书朝廷说:云南有“阿吒力”、“朵兮薄”二教,其徒数百人,不祝法,不绝荤酒,类僧道而非僧道,有妻妾,生子女,假托事福祈禳,召集良家妇女,宣淫坏俗。阿吒力教到元代初年已逐渐衰落,到明代末年阿吒力教派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阿吒力善于咒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以此种咒语能灭众生一切恶业,能济幽冥地狱的苦难者,能广利一切群生。在中国其他地方所刻石佛顶尊胜陀罗尼大多为汉语,而在云南则都是梵文。

      2、云南的汉语系佛教传入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教派和宗派。汉语经典系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上有不同意见。大部分学者认为汉地佛教在唐代中期传入云南,也有学者认为至迟在南诏建立之时,汉地佛教已传入云南。

      传入云南的汉地佛教不仅有密教,也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和律宗。自唐代天宝年间西洱河战争后,唐朝势力退出云南。南诏虽然在大一统的唐帝国之中,却是相对独立自治的政权。宋代的大理政权,独立性就更加明显。这个时期云南佛教以密宗为主,有梵文经典系的密宗,也有汉文经典系的密宗。汉文经典系的密宗主要是从四川传入。圆鼎《滇释记》载唐宋时期的僧释67位,其业绩多属密宗。

      元代初年,随着天下一统,汉语经典系佛教在云南广泛传播,禅宗开始盛行。弘扬禅宗于云南的重要僧人是雄辩法师。郭文撰《重建玉案山筇竹寺碑记》说:“初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前元既一南诏(云南),阐鄯有雄辩大师者,以奥学弘器,归自中华,始倡讲宗于兹寺,滇人缁流俊秀者,翕然从之,而其道日振。自是名蓝巨刹,弥布遐迩,南诏(云南)之有僧宗,师实启之也。”雄辩法师俗姓李,在大理灭亡后的第二年(公元1254年)到中原研习佛教,在中原拜四位佛教大师学习汉文经典,深造25年后,回到云南讲经说法,被尊为雄辩法师。还有大休,也是元代初年在云南传布禅宗的大师,住持圆通寺,“执法高洁,宗风振焉”。元代初年禅宗的传布与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取代了密宗。雄辩法师的弟子启建了大德寺、太华寺、华亭寺、清净寺、灵芝寺。大休的弟子启建了五华寺、兴祖寺、普照寺、盘龙寺、华严寺等。许多僧人如玄鉴、定林、崇照、慧喜等先后到中原出游求法。崇照、玄鉴、定林、照本等到天目山师从高峰学法,慧喜等到洞庭山师从空庵学法。高峰是临济宗第十八世,空庵是临济宗第二十世,都是当时的“禅门宗匠”。滇云地区的禅宗来自江南临济宗,一时风靡滇中,取代了昔日兴盛的密宗。元代一些著名的僧人还有宗教著述。除雄辩法师外,有妙观和尚的《楞严纂要注》10卷、《金刚方悟集解》、《华严心镜》等,普瑞和尚著《华严悬谈会玄记》,玄通和尚著《高僧传》等。

      自元代以后汉语经典系佛教在云南广泛传播,成为云南的主要宗教之一。除部分汉族信仰外,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部分群众也信仰汉文经典系佛教。汉语经典系佛教的华亭寺、筇竹寺、圆通寺、大理宾川鸡足山的祝圣寺、观音堂和保山的卧佛寺等著名庙宇寺院被列为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云南的藏语系佛教传入

      藏语经典系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云南与西藏的关系可追述到唐代。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完成统一西藏的大业,大约在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建立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在不断向四面扩张时,将其势力深入唐朝的西南部。为遏制吐蕃势力,唐廷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在茂州(四川茂汶)设置安戎城,以截断吐蕃通往西南蛮夷的道路。不料,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从唐军手中夺取了安戎城。防御吐蕃的军事要塞变成了吐蕃进攻西南地区的基地。吐蕃长驱直入洱海地区,西洱河诸蛮降服吐蕃。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冬天,吐蕃首领犀都松亲自率兵远征西洱河地区,在此征服乌蛮,向白蛮征税[1]。吐蕃还在漾水、濞水之间建铁索桥以通西洱河。当唐王朝支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时,吐蕃则尽力支持、保护被南诏赶出洱海坝区的浪穹诏、施浪诏、澄诏,阻止南诏统一洱海区域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天宝年间,唐朝军队深入云南打击南诏势力,吐蕃支持南诏打败唐朝军队的一系列进攻。为了取得吐蕃的支持,南诏与吐蕃结成“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吐蕃正式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意为吐蕃赞普之弟,云南国的大王。南诏不再奉唐朝正朔,将天宝十一年改为“赞普钟元年”,吐蕃赐给南诏金印,号“东帝”。直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才完全脱离吐蕃的控制。我们很难说这一时期藏地佛教对云南有多大影响,因为这时佛教刚刚传入吐蕃,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朗达玛禁止佛教在吐蕃传播。禁佛运动延续200多年,大约在978年,佛教才开始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吐蕃,开始藏地佛教的“后弘时期”。尽管如此,在吐蕃控制南诏的时期,西藏文化或多或少对云南西北部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公元11世纪藏地佛教的各教派逐渐形成。同时经过西藏和四川两地传入云南迪庆和丽江地区。元明两代,中甸、丽江、永宁等地已有藏传佛教的寺院庙宇。清代,迪庆藏区正式划归云南管属。藏地佛教的格鲁派(黄教)在云南迪庆藏区广泛流传。

      迪庆是云南藏族聚居的主要地区,居民以藏族为主,此外还有傈僳族、纳西族、白族、汉族、怒族、普米族、苗族等。藏文经典系佛教,主要在迪庆和丽江两地传播。信仰藏语经典系佛教的主要是藏族,其次是部分纳西族、普米族,少部分怒族和白族。泸沽湖畔纳西族支系摩梭人和普米族也普遍信仰藏文经典系佛教。

      藏文经典系佛教在云南有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4个教派。

      宁玛派主要在中甸、德钦、维西等地流传。宁玛派的僧侣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被称为“正统宁玛派僧”人,他们有藏文经典。这些“出土”的经典被称为“伏藏”。僧侣出家入寺认真修读伏藏,严守戒持,不娶妻。他们十分重视经典的诵读研习。另一类僧人被称为“仓巴”。“仓巴”在迪庆藏语中的含义是偏僻的修行之所;是孤独的修行者。他们没有固定的寺庙,脱离人群独自在山野的岩穴中孤修苦练。一年中各地仓巴有几次集会,到时他们步出深山幽洞,聚在一起讨论经典,交换研修心得。他们主要是为人诵经念咒,祭神驱鬼,祈福禳灾。他们禳祓的仪式多为杀牲血祭,颇类本教仪轨。仓巴多为父子传袭,也有少数为师徒传承。

      噶举派在迪庆和丽江地区多有流传。清代,噶举派大宝法王、二宝法王因纷争避难丽江,所以,噶举派在云南迪庆、丽江有较大影响。迪庆、丽江的噶举派多数是塔布噶举系统中的噶玛噶举,主要分布在维西、德钦、丽江、贡山等地的藏族、纳西族、傈僳族聚居区。 “噶举”在藏语中是“口传”的意思。噶举派经典主要是师徒间口耳相传。噶举派注重密法的修炼与实践。

      信奉藏文经典系佛教萨迦派的主要是宁蒗县的普米族和纳西族中的摩梭人。萨迦派传入宁蒗地区的时间大约是元代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时。永宁者波萨迦寺、蒗蕖萨迦寺和挖开萨迦寺是萨迦派的代表性庙宇。

      在云南信奉人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格鲁派。明代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丽江木土司邀请三世达赖素南嘉措到云南传教。从此,格鲁派在云南藏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清代康熙时,格鲁派在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已具有相当规模,并流传到宁蒗纳西族摩梭人与普米族地区。由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加之格鲁派戒律严密受到信教群众欢迎,所以在云南西北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地区广泛流行,至今仍占主要地位,寺院、僧人的数量和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等方面远远超出其他教派。

      云南具有在世界佛教占有重要地位、极具影响的佛教道场。

      鸡足山:鸡足山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以"天开佛国"、"灵山佛都",禅宗初祖迦叶道场而闻名于世。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持佛陀衣钵入定鸡足山华首门,奠定了鸡足山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堪称是中国禅宗第一道场,其地位应当在嵩山少林寺之上。按中国禅宗经典的说法,迦叶尊者是禅宗初祖,是佛陀灵山拈花微笑传法、传衣钵的继承人。元、明两代,形成了一迦叶殿为主的8大寺71丛林。鼎盛时期发展到36寺72庵,常驻僧尼达数千人的宏大规模。鸡足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了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极宝贵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圆通寺:从唐时南诏国在此建“补陀罗寺”算起,昆明圆通寺已有1200多年的建寺历史,是中国最早的观音寺,比浙江普陀山的观音道场还早100多年。昆明圆通寺由大乘佛教(又称汉传佛教)、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教)三大教派的佛殿组成,是三大语系佛教交汇、共存的佛教寺庙,因此有非常殊胜的地位,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一带都享有盛名,极具影响力。

      大理崇圣寺一度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在南诏古国、大理古国时期,崇圣寺是皇家国寺和政教中心,历史上曾有九位大理国国王在此出家为僧。崇圣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741年,经历代扩建,到宋代大理国时期达到了颠峰,有“基方七里,为屋八百九十间,佛一万一千四百尊,用铜四万五百五十斛,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之规模,享“佛都”之美誉。近年来,由于崇化法师的弘法努力,在许多佛学专家学者参与及多方助力的加持下,大理崇圣寺得以扩修重建,今天的大理崇圣寺,已经是一座气势宏伟、规模庞大的寺院,建筑群体起伏跌宕,错落有致,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在目前国内乃至世界汉传佛教寺院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影响。

      以酷似真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饱含极高艺术造诣的五百罗汉泥塑而誉满天下的昆明筇竹寺,也堪称是一方在东南亚极具影响力的名寺宝刹。

      历史以来,有一大批与云南极具渊源的佛门高僧大德、大善知识在云南弘法。他们的弘法奠定了云南佛教在世界佛教中重要地位和影响。

      单就鸡足山而言,那里历代高僧辈出,唐代的明智、护月,宋代的慈济,元代的源空、普通、本源,明代的周理、彻庸、释禅、担当、大错、中锋,堪称是近现代中国禅宗第一人的虚云法师等都是声闻九州的大德高僧。他们的大力弘法,使佛教在云南得以一度度兴盛光大,地位非凡。

      元代的高僧著名禅师雄辩法师(1229—1301) 于1278在云南昆明筇竹寺等地大弘佛法,加强了禅宗在云南的重要地位。[8]

      虚云老和尚(1840--1959)对鸡足山情有独钟,以其极大的愿力在鸡足山弘法并重建迎祥寺(即后来的祝圣寺)。从此,鸡足山以祝圣寺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寺庙群,云南佛教于此再度兴盛,云南的佛教影响和地位从此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在民国7年(1918年),虚云老和尚受邀到昆明西山华亭寺任住持弘法。这又一次极大的

      提升了云南佛教的地位及影响力。昆明西山华亭寺也因虚云老和尚的卓越弘法及其依山傍水的绮丽风光成为了云南又一座极具影响力的佛教名寺宝刹。

      此外,当代大善知识南怀瑾先生(1918-2012)于上世纪40年代曾在云南大学讲学传法。一代奇僧,“八指头陀”的月溪法师(1879-1965也是一位从云南昆明走出来的近现代高僧大德。

      三、云南佛文化地域优势背景下的未来前景展望

      1、 具有创建佛文化国际中心十分有利殊胜的自然地域及地域文化的条件优势。

      首先做一个以此相关的背景介绍:早在200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曾在海南举行海外

      联谊工作会议。中国佛协海外联谊委员会主任、南山寺监院明生法师对圣辉法师提议,在海南创建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圣辉法师联想到海南博鳌亚洲经济论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佛教大国,三大语系齐全,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我们还不如举办一个世界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的缘起就这样形成了。此外,2013年3月30—31日在台湾非常隆重的举办了主题为“21世纪佛法及国际三大语系佛教”的论坛。云南比起海南、台湾有更多的优势及殊胜之处。可以充分发挥地域中心的优势,创建和打造新世纪三传融合的佛教弘法中心,力争成为世界佛教论坛的常设地。

      2、 推动未来世界佛教和谐、包容、沟通与融合发展的使命有可能历史的落在了云南这

      一殊胜的地域上。

      和谐、包容、沟通与融合是未来佛教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向。近些年的高端国际佛教会议

      及论坛都在探讨这一重大主题,中外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及知名学者对此也有共识,并有所倡导和呼吁。比如,2012年4月25日至27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是“和谐世界、同愿同行”。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核心价值追求。同愿需要同行才能落实。2012年,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倡导“六行”——感恩、奉献、惜缘、包容、尊重、分享。在2013年3月在台湾举办的那次“21世纪佛法及国际三大语系佛教”的论坛上,发起人堪布慈囊仁波切表示: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正信正念的宗教。大家都知道佛法的殊胜,但是佛教仅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主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三大传承没有融合。希望通过此次论坛能够将佛法弘扬到全世界,利益众生,让世界更和平。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即使经过上千年的传播,佛教三大传承的经典、义理,还有修持的方法,各自衍生出不同的特色,但是慈悲济世、愿众生平等、度一切苦厄的理想,仍然是全球佛教徒最根本的共同关怀。他深信汇同三大法脉传承的智慧,21世纪的佛教必能为人心的净化、法喜的流传、世间的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三传弟子的合作要继续进行、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培养包容心,修养慈悲心,增加智慧,利益众生。

      云南应当充分利用位处世界佛教地域中心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同时利用云南面向东南亚及南亚,及与东南亚“江河同源,,山脉同缘”,“地域亲缘,文化亲缘”的人文区位优势,利用云南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秘境文化资源丰富的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利用云南现有的宝贵而丰富的佛文化资源优势,利用云南佛教所独具的世界佛教三大语系教派交融汇流这一特点,利用其在世界佛教中所具有的殊胜地位,创建和打造出一个高层次的,包纳和融合全球佛教教派的国际佛教文化中心及佛学院,创建常设性的高层次国际佛教三大语系教派融通交流的佛教论坛。推动世界佛教的三大语系教派实现高度的融合发展,从而促进和带动世界优秀宗教文化信仰的融合与发展。进而促进以东南亚地域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发展,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健康、正向、和谐共生与可持续的繁荣发展。(信息来源: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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