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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道家洞天到观音圣界——中古东亚文化交流背景中的普陀山开基故事
     
    [ 作者: 邹怡   来自:网络   已阅:8065   时间:2018-7-30   录入:wangwencui


    2018年7月30日  佛学研究网

        佛教的重要经典《华严经》记述了善财童子遍访53位大德,即佛家所说“善知识”,终得开示,证入法界的故事。其中,善财童子参访的第28位“善知识”就是观音,即观自在菩萨。有居士指点善财,“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彼处“海上有山众宝成,贤圣所居极清净,泉流萦带为严饰,华林果树满其中”。善财寻迹前往,终于抵达补怛洛迦山,“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种种名华,周遍严饰。观自在菩萨于清净金刚宝叶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智慧光明大慈悲法”。①这是佛经中对观音所在一处重要的记载。另一部重要的佛教密宗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经陀罗尼》也描绘了观音在补怛洛迦山讲经说法,教示救苦救难陀罗尼的场景。“补怛洛迦”,是梵文Potalaka的音译,意为“小白华(花)”,又有“补陀洛迦”“普陀洛迦”等音近译名。普陀,即“普陀洛迦”的简称。

      游历古印度的唐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写道:“秣刺耶山东有布呾落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敧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据考证,秣刺耶山即今印度南部卡尔达蒙山(Cardamon),普陀洛迦山在其东侧,即今提讷弗利(Tinnevelly)县境内的巴波那桑山(Pāpanāsam)。②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根据佛经中提示的“南方”“海上”“有山”等少数几条方位和景观线索,位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被世人认定为观音说法的圣地。明代中期以后,普陀山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观音信仰的朝圣中心。

      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从何时开始与观音说法宝地联系在一起,在释氏典籍与地方史志中存有多种记载,学界亦因之形成多种看法。大体而言,有以下8种观点:(1)南朝萧梁时期(502-549)。此说首出于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③(2)五代朱梁贞明二年(916)。元人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持此观点,④此后明清各版普陀山志多有沿袭此说法者,部分山志简说为“梁”,已无法区分萧梁和朱梁。(3)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此说为王连胜依托第一种观点,结合其他佛教史料而提出。⑤(4)日本嵯峨天皇年间(810-823)。此说为日僧释周凤《善邻国宝记》所载。⑥创建于1253年的日本镰仓禅宗五山之首建长寺,寺中《建长兴国禅寺碑文》亦袭用此说。⑦(5)唐大中年间(847-859)。元大德《昌国州图志》、⑧元代《佛祖历代通载》⑨和《释氏稽古略》⑩皆持此说。(6)唐大中十二年(858)。此说为南宋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引北宋和尚道因《草庵录》首出,(11)镰仓时期日僧虎関師鍊所著《元亨释书》亦持此说。(12)(7)唐大中十三年(859)。南宋(宝庆)《四明志》首先提出这种说法。(13)最近,日本学者田中史生亦持此观点。(14)(8)唐咸通四年(863)。1982年出版的《普陀名胜》提出此说。(15)1986年,晋山结合日本头陀亲王入华传说,亦持此说。(16)

      关于普陀山开基,史籍中流传最多的为日僧慧锷留止观音圣像说,但有学者指出此事当为新罗商人所为,并认为有此前外传朝鲜半岛的观音信仰由新罗人回传中国的可能,(17)或认为日僧慧锷是搭乘了新罗商人的船只留像于普陀山。(18)近年,陈翀等研究者在日本中古文献中,发现了新的有关慧锷的记载。(19)日本学者田中史生还将中日两国相关史料汇编成集,便利学界。(20)因此,笔者拟参考学界最新披露的史料,重新比较梳理有关普陀山开基的诸种历史记载,并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出发,将普陀山开基置于中古东亚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来加以理解,从而对位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何以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被指认为观音圣地作出解释。

      一、甬东海中洲、道家蓬莱境

      佛经中言观音居于“南方”“海上”,故观音菩萨在民间又被习称为“南海观世音菩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居于北方,南海,在中国古代泛指东南和南方的海域。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便这样写道:“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21)这段记载中,会稽禹陵在今浙江绍兴,南海即今东海,而普陀山和舟山群岛就位于浙江东北部的东海之中。

      在地理上,舟山群岛实为浙东低山、丘陵地带之一部,天台山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余脉。(22)位于舟山群岛东端的普陀山,就是一组出露海面的丘陵山地。普陀山岛形狭长,南北长6.7千米,东西宽4.3千米,环岛一周约30千米。全岛地势,西北高耸,东南平缓,中部为断层下陷河谷。普济禅寺前的海印池,即位于下陷河谷的中心,由山泉汇流而成。岛上有丘陵10余座,为花岗岩质,海拔多在200米以下,垂直节理剪切发育,加之海风侵蚀,形成各种鬼斧神工的孤峰和岩洞。丘陵蜿蜒环抱,泉流其间,与《华严经》所述“岩谷之中,泉流萦映”相映合。在气候分带上,普陀山地处亚热带,寒暑适中,年际、月际温差较小。酷暑时节,岛上均温27℃,入夜即凉;严冬时分,气温也多在5℃以上,冰雪少见。岛上年降雨量为1200毫米左右,空气湿润清新。舒适的雨热环境哺育了普陀山丰富的植物群落,岛上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有香樟、红楠、天竺桂、铁冬青和舟山新木姜子等,另有针叶林,以黑松为主,兼有马尾松、罗汉松和竹柏等。全岛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形成望海听涛、层峦叠嶂、古木参天的胜景,与《华严经》所述“树林蓊郁,香草柔软”相合。(23)

      普陀山的自然景观,与《华严经》描绘的“补怛洛迦山”多应和,但在东南海域,拥有如此自然环境的海岛也并非绝无仅有。普陀山成为众人皆知的观音圣地,与其交通区位亦紧密相关。在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钱塘江口的杭州湾大体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点,杭州湾口南侧的宁波,控海带山。源于浙东山地的甬江、余姚江、奉化江,三江在此汇流入海。三江口,江水深、江面宽、流速缓,借助潮汐的推力,巨大的海舶也能进入,故此处很早就形成港口聚落,从秦汉开始,屡屡作为沿海渔业和航海业的中心被载入史册。(24)而舟山群岛,作为浙东山地向东海的延伸,恰好环抱于宁波港区外围,阻挡大洋风涛的直接冲击。并且,群岛并非封闭环墙,岛屿间涛流相通,形成金塘、册子、螺头、佛渡、清滋门、虾峙门、条帚门等深水航道,与三江口外的宁波港区共同形成一组既避风御浪、又四通八达的峡道型深水港域。(25)深谙山川险易的顾祖禹,在其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对这一带的地理形势有着精要的叙述。他引旧志道:“四明据会稽之东,抱负沧海,枕山遮江,重阜崇岭,连亘数千里,又为海道辐辏之地,南则闽、广,东则倭夷,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要会也。”又云:“明州北望成山,南指岭表,楼船十万,破浪乘风。”可见,这一带既是浙东的门户,又是南北航路和东方远洋航线的交汇之处。来自北方渤海沿岸、南方福建、广东,以及海外日本、朝鲜的船舶在此往来交流。顾氏又道,“昔人云:定海为宁、绍之门户,昌国为定海之外藩。”(26)这段文字中的定海,即今镇海,因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舟山本岛置定海县,当时治所在今天镇海的定海县方改名为镇海县。(27)昌国则指舟山,舟山一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首次从鄮县析置翁山县,后因大历六年(771)袁晁叛乱,翁山县废,(28)至北宋熙宁六年,再次从当时已改名为鄞县的鄮县析出今舟山地置昌国县,(29)故昌国为舟山古称。顾祖禹所引昔人之语清晰地表明了舟山群岛对宁波的拱卫作用。宁波是中国东南海域中,华东与华北、华南之间,中国与日本、朝鲜之间极为重要的海上交通中枢,人员和物资在此汇聚,贸易和文化在此交流。地处宁波外围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在诸多东南海岛中脱颖而出,成为世人皆知的观音信仰朝圣之地,与其在东亚航路中的交通区位密不可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对外海上交通出现了一个活跃期。从三国开始,已有东南亚和西域诸国人士经由海道来到中国,他们多取道印度、东南亚,航海至今天广东和越南北部的交趾登陆,再北上长江流域和中原。(30)同时,中国北方延续着自战国以降的交通路线,沿海岸线陆路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再渡海至日本列岛。两晋交替之际北方战乱的发生,促使了南方长江流域的开发。南朝时,不仅保持着经由东南亚联系印度和中亚的航路,还开辟了以长江流域为起点的新航线,其中最重要者有两条。一条从长江流域出发,包括长江三角洲周边今宁波一带,循东海、黄海北上,绕山东半岛,渡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辽东半岛南岸西驶,沿朝鲜半岛西岸南下,即可到达当时的高句丽。另一条从长江口出发,循东海、黄海北上,然后在山东半岛成山角转向东驶,横渡黄海,直趋半岛西岸江华湾沿岸,抵达当时的百济。(31)从朝鲜半岛出发,横渡对马海峡,又可交通日本。宁波和舟山群岛大体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航线的中点,又接近南朝的政治中心,所以与往来于南北航线的人士交流便利,各种物资和思想在此汇聚融合,佛教的观音信仰即为其中一叶。

      前文已经提及,在古印度的佛教中,观音居处之地在印度南部滨海之地,所以在当时的信仰中,观音已拥有救助海难的神力。《大唐西域记》记录了一个古印度的传说:“昔漕矩吒国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轻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后将诸商侣,贸迁有无,泛舟南海,遭风失路,波涛飘浪。时经三岁,资粮罄竭,糊口不充”,并遇到形同高山的巨鱼。危难之际,大商主告诉诸位同行,“我闻观自在菩萨于诸危厄,能施安乐。宜各至诚,称其名字”,大家“遂即同声归命称念”,结果巨鱼消失,“俄见沙门威仪庠序,杖锡凌虚而来拯溺,不逾时而至本国矣”。(32)漕矩吒国商人海上遇险,得到了观音的拯救,故建塔以还愿。佑护海上安全的观音信仰沿着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航线,逐渐传往中国南方。

      曾求经于天竺的东晋高僧法显,在回国时也遇到了类似的经历。东晋义熙八年(412)四月十六日,法显在耶婆提国搭乘商船往广州,在海上“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33)揆诸史料,在此前后,观音信仰已随佛教传至浙东一带。东晋时著名的雕塑家戴逵,侨居剡县,即今浙江嵊州市,他性高洁,博学能文,兼工琴书,雕刻铸像,尤为绝伦。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就珍藏有一幅戴逵绘制的观音像,“天男相,无髭,皆贴金”。(34)舟山本岛上,东晋时也已有僧人建观音庵。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中云,在今定海城区三里之外有普慈寺,“始东晋时,仅一小庵,以观音名,唐大中十四年,号观音院,栋宇略具”。(35)在舟山,“庵”并非专指尼姑庵。据古建筑研究者的调查,舟山的佛教建筑分为寺庙、庵堂和茅篷三种。庵堂指由寺庙出资或寺庙僧众向大众化缘筹资建造的佛教建筑,与寺庙存在着从属关系,但又相对独立,既有尼姑庵,也有和尚庵。茅篷也不是指茅草覆顶的小屋,而是指类似民居的小规模佛教建筑。(36)据此,东晋时在舟山本岛初创的观音庵很有可能为某大寺的分支。另外,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一段记载,梅岑,即今普陀山“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37)不过,南宋(宝庆)《四明志》“梅岑山观音宝陀寺”条载,该寺建于五代朱梁贞明二年(916),(38)而非南朝萧梁时期。

      虽然对于普陀山崇祀观音寺庙的始建时间尚有争议,但判断浙东舟山群岛一带在东晋南朝时期已有佛教和观音信仰,尚不至大谬。并且,已有研究指出,东晋时期,中国出现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和会稽。其中,浙东会稽地区,观世音信仰最为流行。(39)不过,客观言之,当时的普陀山还远未成为观音信仰的圣地。据史料观之,此时的舟山群岛在世人心目中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洞天福地。先秦两汉时,舟山群岛因位于会稽郡句章县东部,故称“甬东”或“甬句东”之地,又称“海中洲”。炼丹术兴起后,这里因洞穴众多、气候宜人、药材丰富、水质优良而成为方士隐居、修炼和得道之地,故被视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蓬莱仙境”,今岱山岛和衢山岛,即大体为宋时昌国县下的“蓬莱乡”。普陀山在唐宋之前旧名“梅岑”,这也与西汉时的方士梅福有关,传说他因不满王莽专权,弃官浮海而隐居于此,故名“梅岑”。据《说文》,“山小而高”曰“岑”。(40)山上至今还有梅福庵、炼丹洞等古迹。普陀山普济寺慈云石东侧还有葛洪井,这与东晋著名方士葛洪有关,传说为其炼丹修道之处。普陀山南侧以桃花岛为中心的一些大岛,包括朱家尖、六横、虾峙等,在宋时为昌国县下“安期乡”。“安期”得名于秦时的方士安期生,传说他曾在此采药修炼,又“尝以醉墨洒石成桃花纹”,桃花岛上的“桃花山”即由此得名,亦称“安期山”。今嵊泗马迹山上,还有“安期生洞”。(41)

      考古研究表明,从石器时代至南北朝,舟山群岛与浙东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因地制宜,形成了具有海洋特色的生产生活。(42)至东晋时期,大陆浙东一带有观音信仰流人,同时,因大体居于中国东部沿海航线的中点,浙东和舟山群岛具有接触循南北海道而来海外文化的地理优势,这为舟山群岛东端的普陀山日后成为观音信仰的圣地埋下了一个伏笔。但在唐代之前,世人心目中,舟山群岛主要还是中国古代传说和道家叙述中的修道胜地、蓬莱仙境。

       二、中古东亚海路中的普陀山

      唐代是中国海舶技术大发展的时期,隋唐之前,中国虽有海舶制造能力,但在技术上与海外诸国仍有差距。李肇《国史补》卷下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43)唐初往来南海的商舶,大都为外人所有。《旧唐书》中云“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44)《新唐书》中亦有“蕃舶泊步”(45)“诸蕃舶至”(46)的记载。当时往来的高僧,多附夷舶。唐代末叶以后,因贡赋、漕运、贸易和战争等多取道于海,中国的海船开始驾外舶而上之。(47)

      六朝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交通联络多以朝鲜半岛为中转站。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有唐一代,究竟有多少次遣唐使,众说纷纭。目前中日两国学者比较公认的说法,从贞观四年(630)至乾宁元年(894)的264年间,日本向中国正式派出使节共19次,每次均为从一二百人至五六百人不等的庞大使节团队。同时,民间还有大量的商人、留学生和学问僧往来于两国之间。

      当时中日之间的航道,大体可分为北道和南道两条。北道又细分为两路:新罗路和渤海路,两路中又以前者为主。新罗路,顾名思义,取道新罗。从日本难波三津浦(今大阪市南区三津寺町)解缆,沿濑户内海西航,抵筑紫大津浦(今福冈县博多),经一岐岛,对马海峡,至朝鲜半岛新罗国南岸,再顺新罗沿岸至山东登州上岸,转陆路至洛阳、长安。渤海道则由日本本州岛北岸出发,穿越日本海,至当时渤海国首都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一带),然后陆路前往唐都。

      南道亦可细分为两路:南岛路和大洋路。南岛路从筑紫大津浦出发,沿九州岛西岸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然后穿越东海,驶抵当时的长江口而至扬州,或驶抵当时的明州(今宁波)。而大洋路是从筑紫大津浦出发,在长崎西面的值嘉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作短暂停留,然后俟顺风横越东海,直航至扬州或明州。(48)

      遣唐使初期通常走北道,虽耗时较长,然多在近岸航行,比较安全。但是,因为唐与新罗间关系的紧张波动,(49)8世纪以后,南道成为日本遣唐使的主要航道。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遣唐使的船只还无法确保能在固定地点登陆,只能随波逐流,因此,长江入海口南北的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带均成为遣唐使船只的漂着地。受洋流和季风影响,加之当时明州以南台州的天台山已是佛教天台宗的大本宗,宁波成为日本来船的重要登陆地点。(50)日本来华人员在此登陆以后,取道浙东运河和大运河前往洛阳和长安。

      中日间虽横跨大洋达成直接连通,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直接跨洋仍极具风险,相对安全的还是以朝鲜半岛为中介的近海航路,因此,新罗人在东亚三国的海上交通中极为活跃,张保皋就是其中一名重要的人物。张保皋为新罗人,在朝鲜史料中被称为弓福、弓巴,在日本史料中被称为张保高,主要活动于9世纪上半叶。他曾在唐朝从军,为武宁军小将,后返归新罗,荡平了掳掠新罗人至唐朝为奴的盗寇,在东亚航线要冲,今韩国莞岛,建造了海防要塞清海镇。张保皋后来又参与了新罗的王位争夺战,助成神武王登基,入朝拜相。(51)他以清海镇为基地,组建了横跨东亚三国的贸易商团。中国东南沿海的明州港,山东半岛的威海赤山浦、乳山浦,日本九州的博多港成为商团的主要贸易伙伴港。(52)在韩国莞岛的清海镇港遗址发掘中,就出土了不少来自明州的越窑青瓷制品,以碗、罐为大宗,多施青黄釉。不仅商人和货品在东亚航线上往来流通,学问僧也经常搭载商团的海舶,(53)846年,张保皋被卷入王位继承争夺而被新罗贵族杀死。

      在此前后,由李邻德、张友信、李延孝等领衔的明州商帮开始在东亚航线中崭露头角。唐会昌二年(842),李邻德率领船队从明州前往日本,日本学问僧慧锷同船搭乘回国。(54)大中元年(847)六月廿二日,张友信船队从明州望海镇出发,经过3天的航行,于六月廿四日抵达日本肥前值嘉岛那留浦,随圆仁弟子学问僧性海入唐的日人春太郎、神一郎搭乘此船回国,再度来华的日僧慧锷亦乘此船返日。咸通六年(865)李延孝船队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肥前值嘉岛,日僧宗睿搭乘回国。(55)当时,来华新罗人多聚居于山东、江苏两省沿海州县,谓之新罗坊,多为精通远航的水手,不乏熟谙东亚三国语言的“译语”,他们时常受雇于中日韩三国的船主。(56)中国人也有任“译语”者,例如,张友信就曾在太宰府担任唐通事多年。可见,当时的东亚交流,中日韩三国人士并非各自独立行动,他们时常各擅所长、互助合作,共同活跃于东亚的往来航线中。这一时代特征,在普陀山观音信仰兴起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日本遣唐使从舟山群岛登陆中国,较早的记录是齐明天皇五年(659),即唐高宗显庆四年的第四次遣唐使。大使为坂合部石布,副使为津守吉祥。后来于天智天皇六年(667)担任送唐客使的伊吉博德在此次遣唐使团队中任随员,他撰写的《伊吉连博德书》留下了此次跨海的惊险历程。七月三日,船队一行从难波的三津浦出发,八月十一日抵筑紫大津浦,正式远航。最初计划的路线还是经由朝鲜半岛南部的北道,九月十三日,船队到达百济南端的海岛,并于第二日拂晓驶入大洋。但是,第二日傍晚,船队遭逆风侵袭。第一船漂流至名叫尔加委的海岛,船员大部为岛民所杀。第二船在强风推动下,于八月十六日夜半之时,“行到越州会稽县须岸山。东北风,风太急。廿二日行到余姚县,所乘大船及诸调度之物留着彼处”,这实际上走了后来频繁使用的南道。两年后,这批遣唐使的返程也使用了这一条路线,“辛酉年正月廿五日还到越州,四月一日从越州上路东归,七日行到柽岸山。明以八日鸡鸣之时顺西南风放船大海。海中迷途,漂荡辛苦。九日八夜仅到耽罗之岛”。(57)耽罗之岛,即今韩国济州岛。而越州的“须岸山”“柽岸山”,根据7世纪以前日语中常用的吴音,“须”为“す(Su)”,“柽”为“しゅ(Shu)”,读音接近,两者同一的可能性极大,且应大体在舟山群岛一带。(58)

      “须岸山”也出现于鉴真的第五次东渡路途中。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天宝七载(748)六月二七日,鉴真一行“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明日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晨朝……少时,风起,指顶岸山发,东南见山,至日中,其山灭,知是蜃气也。去岸渐远,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舟人告曰:‘舟今欲没,有何所惜!’即牵栈香笼欲抛,空中有声,言:‘莫抛!莫抛!’即止。”这段文字中的“顶岸山”,系校注者汪向荣根据底本“群书类丛”本抄录,不过,校注者又指出,“观智院”本、“高山寺”本、“唐招提寺”本均作“须岸山”。(59)关于须岸山的具体所在,众说纷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说法。日本学者安藤更生认为是朱家尖岛,(60)藤田元春认为是象山县的珠岩山,(61)郭振民认为朱家尖岛和普陀山均有可能。(62)最近,葛继勇参照中古日语的汉字读音和舟山群岛的航路形势,推断“须岸山”为桃花岛对峙山中的一座山峰——圣岩山。(63)从须岸山放洋出发前,鉴真一行曾先后在越州三塔山和暑风山分别候风一月。三塔山指小洋山。署风山,汪向荣仅大体推断其在舟山本岛附近,郭振民将其定位于今舟山本岛晓峰山。据(宝庆)《四明志》,唐宋时,辖今舟山本岛的翁山县富都乡下有东江盐场,下有子场曰“曙峰”。北宋英宗朝,为避英宗赵曙名讳,曙峰盐场改名晓峰盐场。(64)今舟山本岛定海老城区西侧竹山公园南端高起一岭,环城南路穿岭而过,是为“晓峰岭隧道”,此处距海岸仅0.5公里,岸外即舟楫往来的竹山门航道,又靠近舟山本岛历来市廛之地,为鉴真候风之所的可能性极大。(65)

      日本第四次遣唐使是受大风影响,意外漂流至舟山群岛,但两年后的归途已取道于此,并且从第五次遣唐使开始,受前述东亚国际局势影响,选择此路渐成常态。(66)鉴真的六次东渡,一直在宁波和舟山群岛周边寻找出发地点,正式放洋的第三次、第五次东渡,均途经舟山群岛。前述鉴真第五次东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海上遇险时,船员都祈求观音保佑,但志在弘法的鉴真一行在经过舟山群岛时,丝毫未提及观音道场。遣唐使中常有求法学问僧,但伊吉博德的记录中也未提及观音圣地。由此可以推断,唐代前中期的舟山群岛虽已渐成东亚航线中国一侧的重要放洋点,但此时的普陀山尚未成为观音信仰的圣界,也未有普陀洛迦之名。


        三、日僧慧锷、燃指梵僧和新罗贾人

      普陀山与观音示现联系在一起,与传说发生于唐代后期的两则故事有关。一为梵僧燔指。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有西域僧来,在潮音洞中“燔尽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灵迹始著”。(67)这一说法也留存于普陀山的第一本山志中,即元末盛熙明所编《补陀洛迦山传》,故事主人公为“梵僧”。(68)差不多同时,元末文学家杨维桢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撰写松江府超果讲寺《重兴寺记》时也复述了此事,主人公为“天竺僧”。(69)

      另一故事也传说发生于大中年间,同样始见于(宝庆)《四明志》,该故事被视为普陀山的开基传说,故笔者不厌其长,抄录于下:“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国僧慧谔诣五台山敬礼。至中台精舍,睹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间,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泣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茆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后,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创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祷辄应,亦号‘瑞应观音’。唐长史韦绚尝记其事。”(70)比(宝庆)《四明志》成书稍晚的《佛祖统纪》中引北宋和尚道因《草庵录》,将此事记为大中十二年(858)。(71)明代万历《重修普陀山志》将慧锷故事的发生时间模糊地记为“梁”,并未明言为南朝萧梁,抑或五代朱梁。(72)后世的普陀山志明确记为五代朱梁贞明二年(916)。(73)另外,北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将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新罗贾人”,“昔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礁,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礁上。院僧宗岳者,迎奉于殿。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74)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载慧锷留观音像一事时,将(宝庆)《四明志》中观音“像重不可举”这一情节变为“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也就是触礁,并小字注有“今山侧有新罗礁”。从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开始,历代方志和山志,沿袭了日本僧触礁留像的故事,并将礁石写作“新螺礁”。从乾隆《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开始,又记为“新罗礁”,“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佛处也”。(75)

      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日本僧人“慧锷”,也出现于日本的中古文献中,写作“慧萼”。日本镰仓时代的《元亨释书》中有其一段生平,颇为重要。“释慧萼,齐衡初,应橘太后诏,赉币入唐,着登莱界,抵雁门,上五台。渐届杭州盐官县灵池寺,谒齐安禅师,通橘后之聘,得义空长老而归。又入支那,重登五台,适于台岭,感观世音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归本邦。舶过补陀之海滨,附着石上不得进。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舶着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萼度像止此地,不忍弃去,哀慕而留,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落山寺。今为禅刹之名蓝,以萼为开山祖云。”(76)陈翀曾对这段史料进行详细的考释,根据橘太后和齐安禅师的卒年,结合其他史料,推断慧锷于唐会昌元年(841)首次入唐,至五台山许愿,又到天台山巡礼,并至盐官县灵池寺拜齐安禅师为师,并结识了齐安禅师的大弟子义空。随后,为准备五台山巡礼时许愿供养的十方僧供金银钱币,他于会昌二年(842)从楚州出发返回日本。会昌四年(844),慧锷奉橘太后之命再次入唐,他在山东蓬莱登陆,经雁门至五台山完成誓愿。随后,慧锷前往盐官邀请齐安禅师赴日,不料此时齐安禅师已经去世,遂邀请其弟子义空赴日传授佛法。也正是这一年,慧锷在唐遭逢武宗会昌灭佛,他在苏州南禅院转抄了白居易奉纳此处的《白氏文集》,后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搭乘张友信的船队返回日本。与慧锷一同返回日本的义空,其所传佛法受到了日本皇室的欢迎,慧锷转抄带回的《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77)

      慧锷的另一事迹,保存于日本中古文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中。在日本历史上,头陀亲王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平安时代平城天皇的第三子,本名高丘亲王,曾被立为太子,但在药子之变后被废,遂潜心佛法,出家为僧,法名真如,故又名“真如亲王”。头陀亲王曾随空海学习,为空海十大弟子之一。他在京都东大寺修行后,立志前往中国修习佛法。最终,头陀亲王于日本贞观三年(861)获得出行准许,并得到当时在日担任唐通事的中国商人张友信的帮助,建成海舶一艘。日本贞观四年、即唐咸通三年(862)七月中旬,头陀亲王的求法团队正式出发。慧锷是当时随行人员之一,同行者有还有著名的宗叡和尚等60人,华人张友信、金文习、任仲元等任舵师。九月七日,头陀亲王一行抵达明州,等待唐朝批准入境。日本贞观五年(863),获准入境巡礼,“但贤真、慧萼、忠全,并小师、弓手、柂师、水手等,此年四月自明州令归本国毕”。(78)头陀亲王等继续至洛阳、长安等学习佛法。但此时距会昌法难不久,头陀亲王在中国没有觅得良师,遂决意再往天竺求法。他获准于日本贞观七年(865)从广州出发往天竺,但不幸在东南亚失踪。(79)

      对照日本方面的史料,可以推断从明代万历《普陀山志》开始流传的五代朱梁贞明二年(916)慧锷开基说与史实相去甚远。有研究者推测,慧锷在普陀山留下观音像的时间是他于咸通四年(863)与贤真等回国时。(80)但从《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的记载来看,这次慧锷在唐停留期间没有巡礼五台山的记录,在他归国之后,仍旧滞留于唐的宗叡又拜访了五台山,所以,唐咸通四年的可能性也不大。根据《元亨释书》中的慧锷生平,他在邀请义空前往日本后,又曾重登五台,抱像而归,故可推测慧锷在陪同义空前往日本与跟随头陀亲王来华之间,还至少来华一次,唐大中十二年(858)和十三年(859)两说均有可能。又,陈翀的研究拈出了日本方面的一条重要史料。江户时期著名汉学家赖山阳之父赖春水,在《寄题释豪潮所藏江大来画巨幅天台山图,肥后教授辛宪伯所托》一诗中写道:“君不见,贞观年间僧慧萼,停船孤岛普陀落,铲削岩壑嵌佛陀,更起铜塔与珠阁。”(81)此处的贞观当为日本年号,而唐大中十三年(859)正是日本贞观元年。另外,成书于日本贞观九年,即唐咸通八年(867)的《安祥寺资财帐》中记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塔一基,唐慧萼大法师所建”,(82)法号前冠以“唐”字,可见,慧锷最终确如《元亨释书》所言“哀慕而留”,成为唐人。但他又于唐咸通三年(862)追随头陀亲王来华,可见859至862年间他又曾归国,(宝庆)《四明志》中的记载“敬置其像而去”亦不虚。统观各方史料,大体能够确定慧锷至少五次来华。第一次,841-842年,巡礼五台山,求法齐安禅师;第二次,844-847年,巡礼五台山,邀请义空赴日;第三次,来华时间不确,巡礼五台山,859年归国,这一次将观音像留在了普陀山;第四次,862-863年,追随头陀亲王来华;第五次,862至867年间某年来华,这一次,慧锷可能永远留在了中国,留在了普陀山。如此频繁的往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完全可能。头陀亲王的渡海,从日本值嘉岛至中国明州附近岛屿,“从东北飞帆,其疾如矢,四日三夜驰渡之间”。(83)《善邻国宝记》中还载有,慧锷在陪同义空返回日本后,“再入支那,乞苏州开元寺沙门契元勒事刻琬琰,题曰‘日本国首传禅宗记’,附舶寄来。”(84)契元为唐代著名佛门书家,与白居易过从甚密,曾为其书录碑记。(85)“琬琰”为碑石之雅称,慧锷请契元制作的碑刻,附舶寄至日本,故极有可能发生于慧锷定居中国之后。

      梵僧燔指的故事,与慧锷留像几乎同一时代,并且,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慧锷留像前,也得到了胡僧的梦中指点。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从中亚、西域的陆路和南亚、东南亚的海路两个通道传入中国。因此,头陀亲王在唐朝寻访名师不利后,很快便决定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前往印度。而海路而来的梵僧,也完全有可能在宁波、舟山群岛一带与东亚三国僧人相遇。唐朝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异域商人和僧侣,沿海路抵达广州、海南,再循沿海航路福州、温州、明州和扬州,与东亚诸国人士接触,甚至有取道东亚航路前往日本和朝鲜半岛者。(86)普陀山所在的舟山群岛正处于东洋和西洋航线的交汇之点,慧锷梦中遇胡僧指点的传说,含蓄地表达了其中的文化接触。

      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将观音像留置普陀的传说归因于“新罗贾人”,“新罗礁”的说法,也从清代开始流行于地方志中。这些说法也并非完全荒诞。诚如前文所述,唐代朝鲜半岛人士在东亚航线中极为活跃,并因地理之利,在中日海上交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张保皋的商团与明州有着贸易关系,鉴真在准备第一次东渡时,随行者中也有高丽僧如海。(87)虽然在关于慧锷普陀开基的中日双方早期记载中,均未提及新罗商人,但当时已有新罗海舶在舟山群岛进出,这已为其他史料所证实。并且,从唐末至五代,在普陀山观音圣地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少新罗人的身影,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出现的说法应与此有关。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成书的《景德传灯录》,记述了1701位禅僧的传灯法系。法系中出现了43名外国僧人,其中42名为新罗僧,他们大多在唐末五代时前来江南修习禅法。(88)五代时,舟山群岛属吴越国,吴越钱氏笃信佛教,境内佛寺林立,名僧辈出。彼时因经过会昌法难、唐末战乱,中土佛典散佚,弘法无凭,而此前由学问僧传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典籍却多有保存,为此,吴越钱氏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和日本求取经典。(89)同时,吴越国国土狭小,资源有限,遂借助沿海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资国用,促使大量新罗商人在舟山群岛一带活动,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至两宋。北宋时成书的《墨庄漫录》中写道,普陀山“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90)唐末五代至宋初,朝鲜半岛先后经历新罗时期,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后三国时期,进入高丽时期。鸡林为唐宋时期对朝鲜半岛各政权的泛称。(91)来自朝鲜半岛的僧侣、商贾,虽无法确证必定与普陀山“法址始开”直接相关,但无疑参与了唐末五代普陀山佛教道场的早期建设。

      以上,根据中外史料的对比,确定日僧慧锷渡海留像、普陀山开基的时间为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也就是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元年。普陀山的自然景观与佛经所言观音讲经处颇为接近,但与普陀山自然风貌近似的近海处所并非绝无仅有,普陀山被世人认定为观音信仰的圣地,还与以下因素有关。舟山群岛与浙东大陆交流密切,浙东大陆在东晋时已有观音信仰流行;有唐一代,佛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并成为唐文化向周边国家辐射的重要载体;唐武宗时期的灭佛,又造成日本学问僧的仓促归国;而宁波及拱绕宁波的舟山群岛,正是当时东亚海路的重要节点,舟山群岛东端的普陀山恰位于入海放洋之处。以上因素交织重叠,令普陀山成为唐武宗灭佛之后,观音信仰暂离大陆、僻居海隅的合适之地。

      普陀山的诸种开基传说中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梵僧、日本僧人和新罗贾人。来自南亚的梵僧在普陀山燔指而获观音示现,渡海来华的日本僧人、新罗贾人,将五台山的观音带至普陀山,这几个要素具有鲜明的海外特征。虽然从中外史料观之,留像开基应为日僧慧锷所为。但唐末五代高丽贾人对普陀山寺院的施舍供养,也得到了史料的有力证明。普陀山所在的舟山群岛正居于东北亚航线和东南亚航线的交汇之处,在此意义上,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普陀山作为观音信仰圣地的发轫——正由多元文化的接触交流所成就。

     ①罽宾国三藏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卷16,《乾隆大藏经》第27册《大乘经·华严部(四)》,传正有限公司乾隆版大藏经刊印处1997年排印本,第299—300页。

      ②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0,中华书局1985年校注本,第860—862页。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本,第3239册,第119页。

      ④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兴建沿革品第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史传部·三》,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排印本,第1138页。

      ⑤王连胜:《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1卷第3期,2004年9月。

      ⑥释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上,《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44册,第362页下。

      ⑦河井恒久友水纂述《新编镰仓志》卷3,柳枝轩贞享二年(1685)刻本,第16页b。

      ⑧冯福京等:(大德)《昌国州图志》卷7,清咸丰四年(1854)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80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本,第6035页下。

      ⑨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6,元至正七年(1347)释念常募刻本,《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子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48页a、b。

      ⑩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3,元刻明修本,《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子部》,第72页a、b。

      (11)志磐:《佛祖统纪》卷4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子部第1287册,第576页。

      (12)虎関師錬:《元亨釋書》卷16《力遊九》“唐補陁落寺慧萼”条,如庵宗乾庆长四年(1599)木活字本,第9页a—第10页a。

      (13)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11《叙祠》“开元寺”条,清咸丰四年(1854)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5号,第5214页下。“慧锷”在中日史料中有“慧萼”“慧谔”等写法,本文正文统一作“慧锷”。

      (14)田中史生:《入唐僧恵蕚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入唐僧恵蕚と東ァジァ附恵蕚関連史料集》,勉誠出版2014年版;《入唐僧恵蕚の足跡たどる—遣唐使後の日中交流の礎を築く》,《中外日報》2015年2月20日。

      (15)《普陀开山年代小考》,普陀山管理局编《普陀名胜》,普陀山管理局,1982年,第73—74页。吕以春:《普陀山历史沿革考》(《杭州大学学报》第16卷第3期,1986年9月)沿用此说。

      (16)晋山:《五台山与普陀山》,《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3期。

      (17)曹永禄:《再论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说——以徐兢〈高丽图经〉梅岑条的记录为中心》,金健人主编《韩国研究》第8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8)朴现圭:《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1期,2003年1月。

      (19)陈翀:《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0年9月。

      (20)田中史生:《入唐僧恵尊と東ァジァ附恵區蕚関連史料集》。

      (2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60页。

      (22)定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定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23)普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07页。

      (24)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7—448页。

      (25)中国海湾志编纂委员会:《中国海湾志》第5分册,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26)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92《浙江四》,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第4238页。

      (27)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28)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3页。

      (29)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

      (30)石云涛:《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的利用》,徐祖远主编《国家航海》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1)林士民:《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81页。

      (32)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8,第681—682页。

      (33)释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自耶婆提归长广郡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第171页。

      (34)米芾:《画史》,黄正雨、王心裁辑校《米芾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第144页。

      (35)冯福京等:(大德)《昌国州图志》卷7,第4页b,《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80号,第6037页上。

      (36)陈舟跃:《海天佛国普陀山历史建筑》,《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

      (37)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丛书集成初编》,第3239册,第119页。

      (38)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20《昌国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5号,第5337页下。

      (39)张二平:《东晋净土及观音信仰的地域流布》,《五台山研究》2010年第1期。

      (40)许慎:《说文解字》第九下《山部》“岑”条,清同治十二年(1873)番禺陈昌治刻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90页下。

      (41)罗濬等:(宝庆)《四明志》《昌国县志·叙山》,《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5号,第5331页下。

      (42)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王和平:《浙江定海县蓬莱新村出土战国稻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分册)》下册,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608页。

      (43)李肇:《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标点本,第63页。

      (44)《旧唐书》卷177《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591页。

      (45)《新唐书》卷163《孔戣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009页。

      (46)《新唐书》卷170《王锷传》,第5169页。

      (47)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48)陈佳荣、钱江、张广达合编《历代中外行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275页。

      (49)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0)张学锋:《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所携明州、台州官文书三种》,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1)《新唐书》卷220《新罗》,第6206页。

      (52)张敏:《新罗王子与佛教圣地九华山》,《文史杂志》1996年第5期。

      (53)林士民:《东亚商团杰出人物——新罗张保皋》,《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第293页。

      (54)释圆仁原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3,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校注本,第404页。

      (55)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0、113、121页。其中,中国船主“张友信”,在史料中亦有“张支信”的写法,本文统一作“张友信”。

      (56)李宗勋、陈建红:《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7)参见《日本書紀》卷26《豐財重日足姬天皇·齊明天皇》,“五年己未”条、“七年辛酉”条,經済雑誌社1917年版,第553—554、559页。

      (58)葛继勇:《鉴真东渡与舟山列岛》,《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59)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校注本,第62—63页。

      (60)安藤更生:《鑑真大和上伝之研究》,平凡社1960年版,第150页。

      (61)藤田元春:《上代日支交通史の研究》,刀江書院1943年版,第221页。

      (62)郭振民:《鉴真东渡与舟山诸岛关系质疑及其在中日海岸交通史上的重要意义》,《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63)葛继勇:《鉴真东渡与舟山列岛》,《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64)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20《昌国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5号,第5329页。

      (65)郭振民:《鉴真东渡与舟山诸岛关系质疑及其在中日海岸交通史上的重要意义》。

      (66)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00页。

      (67)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20《昌国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5号,第5330页下。

      (68)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应感祥瑞品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史传部·三》,第1136页。

      (69)陈威、喻时修,顾清纂:正德《松江府志》卷18《寺观上》,第19页b,明正德七年(1512)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6册,第92页。

      (70)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11《叙祠》“开元寺”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5号,第5214页下。

      (71)志磐:《佛祖统纪》卷42,《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7册,第576页。

      (72)周应宾:《重修普陀山志》卷2,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本,《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9册,明文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5页。

      (73)例如,许琰:乾隆《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5《灵异》,第1页b,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3册,第281页上。

      (74)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丛书集成初编》,第3239册,第119页。原文中“礁”作“焦”,径改。

      (75)许琰:乾隆《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1《形胜》,第22页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3册,第263页上。道光《重修南海普陀山志》、民国《普陀洛迦新志》均承袭该说法。

      (76)虎関師錬:《元亨釋書》卷16《力遊九》“唐補陁落寺慧萼”条,第9页a—第10页a。

      (77)陈翀:《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0年9月。

      (78)賢宝编《入唐五家伝·頭陀親王入唐略記》,《统群書類傱》第8辑,経済雑誌社1904年版,第106页。

      (79)佐伯有清:《高丘親王入唐記—廃太子と虎害伝説の真相—》,吉川弘文館2002年版。

      (80)晋山:《五台山与普陀山》,《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3期。

      (81)賴山陽编《春水遺稿》卷7,富士川英郎编《詩集日本漢詩》第10册,汲古書院1986年版,第58页。转引自陈翀:《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0年9月。

      (82)恵運:《安祥寺資財帳》,佛書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書寺誌叢書》第四,東京佛書刊行会1931年版,第61页。转引自陈翀:《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0年9月。

      (83)賢宝编《入唐五家伝·頭陀親王入唐略記》,《続群書熲類傱》第8辑,第105页。

      (84)释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上,第10页b,《丛书集成续编》,第44册。

      (85)白居易作《苏州重元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该碑文由“寺僧契元舍艺而书之”,白居易亦为此“施词而赞之”。《全唐文》卷678,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6926页。

      (86)参见葛继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84—288页。

      (87)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第39页。

      (88)金文经:《七一十世纪新罗与江南文化交流》,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2页。

      (89)胡雪花:《钱氏吴越国崇佛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2011年,第47—49页。

      (90)张邦基著,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5“普陀山观音洞”条,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152页。

      (91)安炳浩:《〈鸡林类事〉及其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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