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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内生逻辑与外适脉络
     
    [ 作者: 本性法师   来自:网络   已阅:1515   时间:2021-5-19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5月19日    佛学研究网

        本文将从另一视角,即综合了政界、教界、学界的观点,就推进佛教中国化主题,谈些个人粗浅看法。主要从如下六个视角进行分析: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二、为什么要推进佛教中国化?三、怎么推进佛教  中国化?四、由谁推进佛教中国化?五、佛教如果逆中国化会是什么后果?六、民国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福建四大高僧与四大长老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相较于佛教印度化或佛教斯里兰卡化、泰国化、日本化、韩国化等而言。不同的国别,佛教在其中,显现的形象是不同的,虽然,根本精髓与核心要义是一样的。

        那么,不同国别的形象不同,主要于哪些方面得到体现?从宗教学的观点上看,主要从四个方面:

        1、佛教的理念观点

        2、佛教的组织制度

        3、佛教的言行举止

        4、佛教的体验经验

        佛教中国化,起码在如上四点,体现出中国形象、中国性格、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化佛教。

        举些例子:

        中国化佛教,在理念观念上,特看重孝道;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有作,就可以日食三餐;持守素食。印度佛教未必如此。

        中国化佛教,在组织制度上,有皇宫、孔庙式的寺院,有两序大众系统,有丛林规约,有中式僧装。印度佛教,没有这样。

        中国化佛教,在言行举止上,我们念的是中文经典,合掌称“阿弥陀佛”;我们禅堂跑香很特别,我们拜佛有我们的方式。而印度佛教,不同于此。

        中国化佛教,在体验经验上,有拜忏、打水陆、佛七、抄经,会产生独特的相应的宗教体验,如敬畏、神圣、安宁、纯净等。这些,在印度不会产生,因为,没有这些法会活动。

        如果要更深入了解什么是佛教中国化,我们可以深入学修中国化佛教的八大宗派(三论、唯识、天台、华严、禅、净土、律、密),中国化经典《六祖坛经》《百丈清规》,以及禅宗中的五大宗派(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四大禅法(默照、话头、念佛、止观),便可理解。

        总之,佛教中国化,就是指佛教核心要义、主体精神在中国国情下,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道德、习俗等有机融合后,产生的佛教新形式。也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时代化。人间佛教,就是佛教中国化后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二、为什么要推进佛教中国化?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地球是运转的,世界是发展的。旧矛盾刚刚解决,新矛盾又产生。为此,与时俱进,守正开新就成为了必须。基于此,为什么要推进佛教中国化?我认为,这可以从两大方面去理解:

        1、党和政府的要求,国家与社会的需要

        2、佛教自身传承的要求,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这里,我就引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的论述来说明:

        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年在重要会议上谈及:

        2015年,中央统战部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2016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对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对此,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也连续三年谈及:

        2019年,在全国政协民宗委召开的有关协商座谈交流会上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研究与应用相贯通……”

        2020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中国国情、中华文化、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21年,在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会上,他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宗教经典研究与阐释,逐步构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使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以上教导,启示我们,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因此,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推进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

        2019年,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纲要》内容分为:历史回顾与时代背景,基本内涵与主要意义,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与努力方向,主要任务与重点工作,组织实施与保障措施。该《纲要》是未来五年全国佛教界开展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事业的重要依据,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及官网上,皆可查到,是我们僧侣当前必读的文件之一。

        2020年,中国佛教协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演觉大和尚作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中,总结过去5年工作的主要经验,其中重要一条,即是“必须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并提出:始终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做好今后五年工作。此次会议的《决议》中,就要求“全国佛教界要围绕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主线,认真落实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在该会议的闭幕式上,当选会长演觉大和尚作了“振奋精神,勇猛精进,奋力开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新境界”的讲话,其中更是要求全国佛教界:“为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作出无愧祖国、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佛教的积极贡献。”

        由此可见,推进佛教中国化,已是佛教自身的要求,更是当今全国佛教界的共识。

        讲至此,我想起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夷山朱熹园,在那,他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还要中国化,何况佛教。

        三、怎样推进佛教中国化?

        美国文明史才三百年,中国文明史五千年。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文化不同,政制不同。中国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是中国土壤生长出来的,是中国人民养大的。为此,个人认为,如何推进佛教中国化?要点在于:

        1、推进国家认同

        2、推进民族认同

        3、推进政治认同

        4、推进文化认同

        关于国家认同,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爱国爱乡,家国情怀。

        中国是以文明立国,以文明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而不是以民族聚合为标志,中国人始终有一信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护国,僧侣有责。国家认同的基本一条,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信守中国一体化原则,像岳飞的题词:“还我河山”。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思想美德。

        长期以来,封建中国更多体现的是家,而非国,一盆散沙。因为,国是皇帝一家的,天下人莫非王臣,天下地莫非王土。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来之不易。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牺牲奋斗,努力建构的结果。他的巩固,是抗美援朝等几次卫国之战打出来的。同为中华文化圈的国家日本,近代为何突然发展了,因为,经过了“明治维新”的深刻改造,构建成现代型国家。

        这两年,抗击疫情,中国这么团结,这么有凝聚力,这么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国,今天,已是现代型的国家。所以,我们一定要端正国家观。

        关于民族认同:主要体现在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民族团结。

        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国民族虽是多民族国家,但多种民族一家。中国虽是民族文化多元,但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所以,中国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汉民族、汉文化,不等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今天,民族宗教是国际政治的重要驱动力,为此,我们要主动配合党和政府,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

        也因此,历史上,蒙古族人统治中国的元朝,满族人统治中国的清朝,这不是外敌入侵,其实质只是少数民族改变了汉族人为主体执政的情况,还只是内战而已。中华各民族都有一个传统:维护大中华的统一,即大一统。这大一统是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为此,一定要端正民族观。

        关于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先进党派,一种优秀制度的产生、出现,有其大事因缘,不是凭空产生。以思想建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抗日救国,国共竞争,民族解放,统一中国的产物。因果因果,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胜出了,这说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历史与人民的自愿选择,自由意志。也正如此,党才指挥得动枪。政治建军,党内更是强调政治认同。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也说明其先进性,适合中国国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该党已是百年老党,更是世界第一大党,不仅执政经验丰富,而且精英辈出,现正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今天,世界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说实在,没有任何党派有能力与力量替代之,今天中国的治理,中国共产党还是人民与现实的最佳选择。

        有人说,学习西方,党派轮流执政,实行西式民主。其实,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历来是实行“科举考试”、“贤能政治”,“民主集中”,“协商政治”。而且,西方是“国家造党”,中国是“党造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历程中,中国是“一党建国”,“多党协助”,所以,今天是“一党执政”,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治国”。这符合历史轨迹。“一党执政”、“协商治国”,这种新型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也有利于中国这种人口多、民族多、地域广、周边环境复杂的大国的社会有序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政策可持续,这也是优势。

        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抗日战争,国共竞争,中国要解放,要复兴,很多人都在寻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践中脱颖而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为什么?他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产者、被压迫者的利益,比如农民、工人。就如佛陀,拯救印度低种姓。

        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农工、男女平等、消灭剥削、为人民服务、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你看,多美好的制度。多有群众基础的制度。今天中国的国情、社情与当时有些不同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断地中国化,特色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还是充满活力、充满优势,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论”不适应中国。我们今天,也是该制度的受益者,比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信仰自由,国家安全。可以说,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梦想,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与之比较接近的。

        中国传统以来,在政教关系上,一直是政主教从,政主教辅,多元通和。道安法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直是个世俗化的国家,而非宗教化的国家。老百姓更多地“敬天法祖”或“敬天祭祖”。以忠孝、道德,成为国家伦理,是儒化之国,而非佛化之国。同时,政教分离,少有出现国教模式。当然,政教分离不等于政教隔绝。因此,今天佛教,也要在国家整体利益、民族核心利益中考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服从国家大局、民族全局。而且要爱国守法,没有法外之人,没有法外之教。

        佛教是社会一环,僧侣是教士,首先是公民,党和国家,对宗教界,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政治观。

        关于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儒释道,认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点,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中华文化本来就是多元性与多样性的。中国文化浸润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本来就是多元多样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佛教,就是人文宗教,佛教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也不可自我忽略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更不可只看到个性,而无法看到共性。认同中华文化,也就认同了佛教;轻视了中华文化,也就轻视了自己。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心骨,以包容、忍让、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等为主要特征,讲仁义、慈悲。中华文明是中和型、尚和型文明。我们不认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并非所有文明一定非要冲突不可。中华文明无此必然冲突的基因。我们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绵延不绝,没有中断,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韧劲与先进。

        文化共识才有政治共识,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等,不可能凭空产生。尤其,这政党制度还能够长期延续,一定有其先进的文化支撑,理念支撑。各个文明都有短板,我质疑西方鼓吹的“文明优越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取长补短。这种融合成果就是今天中国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在这,佛教也是贡献者。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马克思主义,也强调共同体,他叫共同体、联合体。儒家也一样,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佛家更是,因为因缘,所以联系,所以因果,所以共生。习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基于中华文化的。

        中华民族复兴共识,基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共识。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性共通之处,所以,一到中国,便被中国接受,与中国故有文化融合,不断中国化,产生中国的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化。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这也是中西对话、融合的硕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佛教入华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并成功实践,说明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不是强入的,也是中国人民、历史、时势的自愿选择,自由意志。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演进的结果。

        今天,中华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为此,佛教文化,也要稳中求实、变中求新,对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阐述,与时代同步。

        从以上的四个认同,我们可知,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我国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融合起来,为中华的复兴,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对这四大认同的了解,我们对党和政府提出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四、由谁推进佛教中国化?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佛教中国化事业,需要有人去推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那么,主体是谁?我认为,主要是如下“三界”,即:

        1、政界:党和政府积极引导,起主导作用。

        2、学界:学术界专家学者智力帮助,建言献策。

        3、教界:佛教僧团的自觉推进,起主体作用。

        党和政府,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已是党和政府开展宗教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将起到主体作用。为做好积极引导,近年,党和政府出台不少相关的政策法规。比如:《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宗教院校管理办法》《宗教团体管理办法》等。

        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议题,近年,学界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研究,给出真知灼见,给出很多的智力帮助。其成果,既给党和政府提供参考,又给教界提供启迪。宗教界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不时出现专家学者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还有不少专家学者有相关的著作面世。这些专家智库,对佛教中国化事业的推进,不可或缺。因此,佛教界应加强与学界的交流互动。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事业,佛教中国化事业,其主体,应该是教界,即佛教界自己。佛教界要自觉、主动地推进本文所述的这种“相适应”、“中国化”事业,要本着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勇气,自省、反思、审视、检查一下今天佛教界的现状,是否有忘了初心、离了本心的地方。佛教界推进佛教中国化,在教务上,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是重要抓手。这条路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从圆瑛大师、太虚大师,到赵朴初、星云法师等,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还是比较成功的。

        人间佛教,主要有三大内容: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对外交往。农禅并重,就是要加强服务社会,以戒为师;这学术研究,就是要加强对教规教义进行新的阐述,加强僧才培养。佛教,是人本宗教。在培养人才上,要信仰塑造人,以信念立人,佛教界要在党和政府及学界的帮助下,大力培养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如近年,团体负责人与院校负责人,不断被送到中央社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学习。福建省佛教协会、莆田市佛教协会也加强了对教职人员的轮番培训。中国佛协更加重视留学僧才的培养。对接班人才培养这一块,党和政府极其重视。习总书记提出了宗教接班人的培养标准,即: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对外交流,就是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维护世界和平。

        五、佛教如果逆中国化会是什么后果

        宗教都有其独到之处,但也有其局限性。只知其一,一无所知。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1、景教之亡

        2、礼仪之争

        以史为鉴。佛教初入华,与中华文化产生矛盾冲突,如僧人不婚,剃除须发。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僧人剃发,儒家认为:发之父母,不可以随便就去之。所以,释儒不融。后来,佛教对此,作了合理的解释,认为僧人虽无儿女,但有徒子徒孙,不为小家,是为大家。僧人剃发出家,是为了报恩父母,不是小孝,是大孝。

        由于佛教中国化,所以得到内外宽松空间,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实现了发展的问题。

        景教入华,在唐只传播了200多年,其失败灭亡原因,专家认为,一是在教理教义礼仪上,未能融入中华文化;二是忽视了政教分离的中国传统,过度介入政治,寻求借助政治力量进行传教;三是只在贵族精英阶层传播,而忽视了底层百姓,失去群众基础。景教走的不是“人间景教”,更不是“中国化景教”。

        明末清初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播某洋教,他比较开放、圆融,重视中西文明对话,所以,他的传教历程就比较顺利。但是,在清朝,某洋教与中国文化产生礼仪之争,认为儒家祭拜祖先有违教义,该教对他的偏激观点强硬坚持,不作妥协,导致某洋教在华被禁百年,不得入华。因为,他误判中国的文化、习俗、国情、社情,只以西方的传教方式行之,当然要碰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也一样,如果不解国情、社情、党情、世情、教情,不解该“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当代价值与深刻时代含义,那么,佛教的有序传承与健康发展,便成为疑问,佛教的发挥社会作用,担当社会责任,也将成为空谈。

        宗教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地看,宗教同所在的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习总书记如是说,我们当谨记。

        六、民国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福建四大高僧与四大长老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关于这,福建省委统战部与民宗厅连续举办了“砥砺初心,爱我中华”的系列活动,莆田市委统战部与民宗局连续举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活动。其中,就包括整理挖掘爱国高僧,尤其是推进佛教中国化高僧的事迹。已经整理出很多,非常丰富。我这,只例举抗战时期福建四大高僧,改革开放后福建四大长老,每人取一公案。例举目的,在于说明,他们都有一种共同品格:与党和政府,与国家和民族,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死相随。

        抗战时期四大高僧:

        虚云长老:抗战时于广东南华寺,收留流亡百姓,号召全寺大众减省晚餐,节积余粮,赈济战乱灾民。

        圆瑛长老: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之三大精神宣传抗战,筹款抗战,被日本军国主义逮捕,牢中禅定,宁死不屈。

        太虚长老:率团访问东南亚,宣传抗战,戳穿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还受到圣雄甘地的接见。

        弘一长老: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激励佛教四众,投身抗战,又不误学修。

        改革开放后四大长老:

        明旸长老:为培养急需的僧才,亲自编写佛学院教材《佛法概要》,解决当时佛学院缺少契理契机教材的困境。

        圆拙长老:凡我所见,都是素色粗衣,生活简朴,为人低调,洋溢古德之风。

        妙湛长老:首创福建佛教慈善类基金会,留下“勿忘世上苦人多”之遗言,至今想来,不胜感怀。

        传常长老尼:将方丈室腾出来,做福建佛学院女众部学僧教室,绍隆佛种,尽己心力。

        罗列以上八位前贤的八个公案,同时还在于说明,谈“佛教中国化”、“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虽然听起来很高深,很理论,但实际上,在于生活中、工作中、弘法中、利生中。日常之中,与党和政府、与国家和民族,如果能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死相随,那么,就是很好的“佛教中国化”、“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综上,推进佛教中国化,是个重大的课题,什么是佛教中国化?为什么要推进佛教中国化?怎么推进佛教中国化?由谁推进佛教中国化?佛教如果逆中国化会是什么后果?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政界、学界、教界等的共同努力。作为僧侣一员,我们也是其中一份子,且为主体,我们更要自觉去探寻答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久久为功,将终会是苦心人天不负。我坚信:于今新时代,中国佛教,必将助益“东方模式”、“中国经验”。造福中国,和合世界。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自觉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在路上,这不是主观意愿,而是社会发展规律。佛教中国化程度决定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程度。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共同为此奋进!行深致稳,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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