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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期佛教对科技发展的作用之探讨
     
    [ 作者: 徐颖、缪方明   来自:网络   已阅:2092   时间:2021-9-27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9月27日    佛学研究网

       一、佛经中的科技知识撷隅

      隋唐时期为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且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也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僧人为弘扬佛法,矢志西行取经,翻译并撰述了大量注疏行记,从中可以发现一些与科技有关的知识。在唐朝得到皇室扶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密宗,由于其含有较多天文学内容,以及一些天文学家本身是密宗高僧或来自印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不少佛经以医药为喻阐明佛理,有些甚至直接包含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对推进我国古代医疗体制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佛教典籍中提及一些化学知识,如盐与糖的结晶、酒与醋的发酵等,这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在佛经中也稍有记载;隋唐佛教进入创宗立派时期,迫切需要宣传和扩大各宗的影响,如此一来,信众对佛典需求的数量之大便可想而知,这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隋唐两代的译经基本是由国家主持,这一时期不仅重译佛经多,而且密教经典多。“隋代共译经59部,262卷,其中重译20部,明显的密教经籍15部;唐代总计译经372部,2159卷,且多数属于重译。”有着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家之一美誉的不空共译佛典111部,计143卷,几近是隋唐全部译经典籍的四分之一,且均为密教的经典仪轨。而密宗典籍浩瀚,经中涉及较多的天文知识,对隋唐天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位密宗高僧一行是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天文学家,他主持并完成了世界上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比阿拉伯人的测量早了90年。同时,他又在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星图的绘制、计时仪器与天文仪器的改造以及宇宙理论的推导和衍化等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在对天体与地形进行了大量实测后,一行编纂了当时较为精密且成为后代历法典范的《大衍历》。

     佛经中有关于医学方面的记述颇多,“佛教医学主要由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医药卫生、养生保健、医用咒语等几方面的内容构成;纵观佛教医学,尽管其所涉及到的医学范畴十分广泛,涵盖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但是,系统的医学理论和具体的复方药并不多,并且夹杂着大量的咒语、巫术性的东西。”而与之相应的药物分类却较为系统,多以植物药为主。隋代天台宗大师智颉将疾病分为“因中实病”与“果上权病”两类,并对“病起因缘”归类:“一、四大不顺故病;二、饮食不节故病;三、坐禅不调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为;六、业起故病。”他指出治病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明病发相;二、明治病方法。”但“病发虽复多途,略出不过三种:一者,四大增动病相;二者,从五脏生病;三者,五根中病。”唐代活跃于医药学界的僧人以玄奘和义净为代表,他们都曾前往域外求法,回国时不仅带回大量的佛经典籍,同时也带回不少域外医药植物及医疗器具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南海寄归内法传》中都有对印度医学的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僧人鉴真在医药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促进了中日医学交流,并直接推动了日本“汉医”的产生和发展。此外,隋唐时期积极参与医药学活动的僧人还包括道舜、道宜、道积、法藏等。

      佛经中也有提及加热盐溶液时会有晶体盐析出这一现象,“唐义净翻译尊者胜友集的《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八)中,提到有五种‘盐药’,第五种为‘三没达擐’,并解释说它是‘煮海为之’。”义净所翻译的经文中涉及如何制造沙糖团的技术:

      “作沙糖团,须安糗末是作处净。非时得食行路之时,若以沙糖内于米中,手拍去米应食。若置糗中,应以水洗。若黏著者,竹片刮除,重以水洗,食之无犯。若不能令无染涉者,先水洗已手,接令碎。投以净水,将物滤之,不由此染便成染过。”

      此外,季羡林先生曾就2O世纪发现的敦煌残卷中一份有关印度沙糖的简要说明做了严谨的考证,他指出“残卷中的这些技术和经验,未必在贞观、永徽年问传给我国工匠,但此后会有陆续的引进。”而且在义净翻译的这部经文中又略加记述了酿造“醋物”这项技术:

      “有六种醋物:一大醋、二麦醋、三药醋、四小醋、五酪浆、六钻酪浆??大醋者,谓以沙糖和水置诸杂果,或以蒲萄木槛馀甘子等,久酿成醋;麦醋者,谓磨麸麦等杂物,令碎酿以成醋;药醋者,谓以根茎等药酸枣等果渍之成醋;小醋者,谓於饭中投热馈汁及以饭浆,续取续添长用不坏;酪浆者,谓酪中浆水;钻酪浆者,谓钻酪取酥馀浆水是。”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不仅醋的品种较丰富,而且佛教僧侣对发酵酿造技术已相当熟悉。

      卡特在他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专门把其中一章的篇名定为‘佛教的发展——促成印刷需要的推动力’进行讨论,他认为,人类聪明才智的发挥有赖于强烈的宗教情感,印刷术的发明也是如此,而且印刷术在过去开拓新境界的每一步中,都有宗教的扩张作为它的动机。”那么,佛教与印刷术的出现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是否仅是因为隋唐时期的佛教徒为了迅速广泛地传播本宗教义而致力于佛经的复制,进而问接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其实,求法者从印度携回的佛经或抄本中本身已有关于刻印的记载,在《出曜经》(卷七)中,讲到“智者分别义”之如何了解“俗义”,“或习耕田种作、或人海采宝、或学书文辞、或算计历数、或学刻印封藏、或为王者执使通致远近、或和合二寇各处无为。”这里我们列出的仅是当时印度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生存技艺,另外,刻印在佛经中也有作为一项专门职业被提及:

      “族姓子者,随其伎术以自存活,或作田业、或行治生、或以学书、或明算术、或知工数、或巧刻印、或作文章、或造手笔、或晓经书、或作勇将、或奉事王。”

      尽管如此,这刻印却并不是我们后人所认为的雕版印刷,因为佛陀时代的印度还未发明纸张。不过,我们可以将这种雕刻的类似印章之类的模印看作雕版印刷术的雏形。自东汉时期的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在隋唐之际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且这一时期印刷术出现的条件也更为成熟。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大多信佛,僧人信徒不断增加,各宗派的积极弘法者急于宣扬本宗教义,这些都对佛经的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仅靠传统的人工传抄方式来复制佛经,显然不合时宜,且十方的善男信女认可佛教教义中明确说明的传经和造像等活动是一大功德,可以消灾、免祸、得福乃至修成正果。因此,若想快速、大量地复制、传播佛经,雕版印刷术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早期的印刷活动多在民间进行,而研究我们现今所能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无疑对研究印刷术的起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那些发现的较早的雕版印刷品中,佛教经籍占了很大一部分。④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佛教在客观上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或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佛法深广圆融推动科技发展

        其实,隋唐时期佛教对科技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翻译的佛经中包含很多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而且体现在佛法教理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佛教历史悠久,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深广圆融,以上我们仅列举了佛教经籍中有关科技知识方面的极少数例子。自佛教传人中国,历经了与传统儒道文化之拒斥、渗透、融合的数百年,至隋唐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进程,不仅形成了天台、法相、华严、净土、禅、密等独具特色的诸家宗派,而且援孔孟老庄入佛,将“消极遁隐、涅槃解脱”的“心外佛”一变而为“深入世间、解救众生”的“心内佛”。此时的佛教不再远离尘俗,而由“山林”步入“闹市”,关注“有漏皆苦”的芸芸众生,并引导受众确立“正知正见”,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理念。可以说,正是佛教这种强烈的人世转向为其介人科技研究、推动科技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佛教的这种“以人世心做世间事”的普世情怀更是人间佛教理念在俗世实践层面上的有力彰显,而佛教的这种人间化的价值取向也为佛法久住世间、为众生作依怙、为科技精进发展提供精神资粮。

        佛教是智慧之教,其之所以能在隋唐时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融为一体,对科技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佛法特有的圆融精神。因为虽然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是随着佛教传播到中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徒的根本目的绝不是发展科技,而只是将其作为弘法利道的“方便法门”。他们“非常清楚‘道无术不行’,传道必须要有‘术’做桥梁、媒介,而新鲜的科学技术就包含在‘术’中。”同时,这种行之有效的传教方式又不与佛法的根本宗旨相违背。佛教凭借其教理的融摄性、规则的协和性、处世的应变性而得以在中国这方广袤的国土扎根下来,并且在适应的过程中不断作出了契理契机的调整和发展。诚然,佛教义理中不仅涵盖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开示与涅槃解脱的证得,还有“对各种实用知识的记录,也有有利于科学探索和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认知世界的合理成分,如对事物及其现象正确的认知态度、辩证的思维方式、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等等,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利乐有情的思想,有利甚至促使佛教信仰者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科学技术的掌握。”

        由于大乘佛教积极主张慈悲利生,视“五明”为佛门弟子所必须学习与掌握的基本技能。宣称囊括“五明”的佛教对我国早期的天文、建筑、化学、医药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五明”之内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最密切的要属工巧明和医方明。工巧明泛指世间诸般生产活动和学问,涵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耕、纺织、工艺、建筑等应用技术。医方明主要是有关医术、制药及咒法之学,相传释迦牟尼曾要求信众“广施七法”中便有一法为“常施医药以疗救众病”。隋唐时期的众多高僧翻译了大量有关佛教医学的经籍,其中既有与佛教教义结合的医学论著,也有对中印医药学知识总结后撰写的纯粹医学著作,这些都对医学技术的进步作出了显著贡献。此外,佛教中提倡的严守五戒(盗、杀、淫、妄、酒)、修习止观、倡导素食等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养生理论并不相违背。如薛克翘在其《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就有提到佛教与古代健身养生,他认为“中国健身养生术中,有属于佛教的一个体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健身养生术中,融合有佛教的精神,佛教的智慧,其中包括对印度古代健身养生术的吸收和改造。”自此,我们可以推断佛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古代的养生术发展也有积极影响。

        应当说,隋唐时期可视为中国佛教发展之集大成阶段,且这一时期的佛教也在中国佛教史上书写了一页辉煌的篇章。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隋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时,若忽视佛教对其产生的影响,则是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动因及整体面貌的。笔者较倾向于隋唐时期的佛教对科技的发展更多是一种推动作用,当然,这种推动作用一定是有限度的。因为隋唐时期佛教是依靠统治者的扶植而兴盛起来的,佛教的发展、佛教推动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自身的发展都必须为封建的社会秩序服务。可以说,佛教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已为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有关佛教通过四种途径实现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相关内容还可参阅周瀚光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一书。总之,佛教以其圆活无滞的处世方式和慈悲为怀的人道精神为隋唐时期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之一李约瑟先生却夸大佛教教义中的“空”、“幻”学说并将其看作是阻碍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暂且不论佛教义理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但就“空”、“幻”这两个概念来看,其涵盖的思想就异常丰富,且佛教教义深广复杂,仅仅抓住佛教教义的核心之一“空”、“幻”学说就断定佛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起的是强烈的阻碍作用,这一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值得进一步的商榷。何况佛教徒在寻经问法的同时,也将西域的科学技术传播到古代中原地区,且佛教僧侣又间接地参与了一些生产生活的技术实践,这些都能表明佛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之功不可没(我们这里提到的中国古代科技包括隋唐时期的科技)。那么,有关佛教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影响之较为客观的评价标准,马忠庚先生于此作出了回答,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应从佛教徒的宗教实践和佛教的教义两方面来考察,从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来看,佛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特别是技术方面起到的主要是促进作用;从佛教的教义来看,佛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有利或促进的因素,也有抑制甚至是阻碍其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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